中国性产业生存现状与走向

　　中国日报网消息：英文《中国日报》5月31日报道：中国的性产业到底有多大的规模？有人说是400-600万小姐，也有人说是上千万小姐。可以肯定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性产业复活且遍布每一个城市。尽管自80年代以来，政府实行禁娼制度和扫黄政策，但是性产业并没有因为扫黄和道德上的谴责而消失。“找小姐”几乎成了男性（尤其是生意场）一个重要的社交文化。

　　中国的小姐不是一个同质性的群体。“小姐”有全职的，也有兼职的；有只提供三陪服务，也提供直接的性服务。“小姐”有出入高档夜总会，一次性交易的价格上千元的，也有在公园里站街，一次生意二十元左右的。“小姐”有十七八岁小姑娘，也有四五十岁的大妈。“小姐”有未婚的，也有已婚的。

　　现代性产业的组织形式也是多样化的。（1）半奴隶制度。这种制度下小姐与老板的关系是几乎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小姐没有完全的人身自由，没有独立的收入。有些是以红灯区发廊的形式存在，也有以鸡头控制某个小姐的个体形式存在。（2）人身依附制度。典型的是“包吃包住”的形式，小姐有自由来去的自由，但是受妈咪的控制。（3）雇佣制度。这种制度的特征是：小姐实行的是“上下班”制度，可以随时随意退出和离开。（4）个体经营制度。小姐自己独立经营，或夫妻店式的经营。

　　这几种制度，在我们的研究中都碰到过。但是半奴隶的制度比较少见，往往出现在性产业不发达的内陆地区。实行人身依附制度的场所，往往处于城乡接合部或者交通线两侧。这些地方往往没有其他就业机会。自由雇佣制下，小姐的自主性比较强，收入靠市场调节，老板或者妈咪的提成比例一般是固定的，常见于经济发达的城市中心地带，或者性产业发达，而且实行公平竞争的地区。

　　陷于半奴隶制的小姐，比自由雇佣制度和个体经营制度下的小姐，往往处于更加劣势的地位，更加容易遭受暴力，也更加容易得病以及传播疾病

　　经济因素是女性进入性产业的一个重要原因。从我们的研究经验看，家庭贫困（包括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就业机会少，或者其他就业机会条件太差（比如工厂打工妹）等通常是小姐入行的重要动力。也有部分小姐的合理化解释具有更加积极的含义，如“为了更好的生活”，做小姐自由“好耍”，“能接触更多的人”，相对于原来的生活有更多上升的机会、外出的机会等等。

　　大多小姐有过打工经历，之后经由朋友或者老乡介绍而进入性产业，也有小部分小姐通过广告（招聘服务人员）而进入性产业。近几年，熟人介绍，甚至是亲人介绍进入性产业的情况有所增加，“笑贫不笑娼”开始挑战性产业的匿名性特点。

　　那么，入行之后，小姐面临的风险有哪些？很多艾滋病项目仅仅关注艾滋病或者性病，而忽略了小姐的其他行业风险。比如，大部分小姐会担心被熟人发现、被媒体曝光；害怕怀孕（流产）、妇科病等问题；来自老板、客人、某些警察的暴力也是一个担忧。最近若干年，小姐被杀或者被抢劫的案件数量在增加，而小姐的非法地位、匿名性、流动性和法律知识的缺乏等等特点增加了她们在人身安全和疾病风险方面的脆弱性。

　　近年来，从数量上看，中国的性产业并没有大幅度的扩大或者减少。但是，伴随着中国社会的急剧变迁，性产业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和特点

　　性产业出现国际化趋向，跨境流动的情况有所增加；性产业更加向大中城市集中；为中年的、中低收入的男性提供的性服务有所增加；性服务的价格基本持平，略有降低的趋势；一些高档小姐开始向下流动；中国社会的性网络在扩大；毒品、冰台带来新的风险；某些地方进入性产业的渠道出现家族化倾向；性产业的网络化与性服务更加多样化；性产业中社会性别开始多样化，男性性工作者、跨性别性工作者开始显性化；性服务工作者面临的暴力开始显性化。

　　小姐人群是艾滋病防治的一个重点。近年来，政府出台的各类政策法规等在制度和法律层面上促进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在提供艾滋病健康知识、安全套使用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效。

　　但是，不可否认，非法、歧视，加上就业结构中的不利地位这些结构性的因素使得小姐往往处于非常弱势的法律和社会边缘地位。因为没有法律的保障以及自身缺乏法律方面知识和自我保护，在面临被抢劫、性暴力等问题时，她们很难向法律和其他部门寻求帮助。这种边缘地位也阻碍了艾滋病防治的有效开展和深入进行。另一方面，扫黄政策也直接影响到艾滋病干预效果。在不触及性产业存在的更为深层的社会经济背景，而仅仅对性交易进行严厉打击的背景下，性产业必然处于地下状态和更加隐秘的状态，“保护伞”与黑社会的卷入更加可能，“半奴隶制”与拐卖的形式则可能增加，疾病干预的难度也将增加。

　　就法律政策而言，国际上流行的针对性产业的管理制度至少有三种：非法、合法、非罪化。但是，近年来，国际上有关性产业“非罪化”的讨论有所增加。如果从一个去政治化和去道德化的角度，而仅仅从防治艾滋病的传播这个角度来看，一些国家的经验表明，小姐的草根组织与政府机构的合作往往能够带来比较好的防治效果；而性产业中暴力的存在、小姐在传染艾滋病、性病方面的弱势地位的强化则不利于疾病的防治与更广范围内的人群的健康发展。